今天在观看古装剧时，我们经常看到皇帝下达命令时，仅需一枚玉玺的轻轻一扣，帝国的全境甚至是周边的蛮夷都能收到榜文，命令立刻生效。然而，在秦汉时代，皇帝可不止有一枚象征至高无上的玉玺，虽然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的和氏璧玉玺是传说中的经典，但它的存在与否依然存在争议。为了适应国内外的管理需求，秦汉时期设立了独特的“六玺制度”，这也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：皇帝与天子，真的是同一个概念吗？
一、玉玺的神圣与变迁
在先秦时期，“玺”是印章的通称，原本并无尊卑之分。然而，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创立了皇帝制度，“玺”便成为了皇帝专用的象征，而玉玺的材质也让它与其他印章区分开来。最著名的便是那枚刻有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的和氏玉玺，尽管对于这枚玉玺的雕刻材料、历史是否确凿等问题，至今仍有争议。
展开剩余82%公元前206年，秦王子婴将“皇帝玺符节”交予刘邦，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“印玺制度”开始运作，并通过交接印玺的方式象征着一朝的兴亡。从此，玺成为了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的象征。
汉代时，海昏侯刘贺曾因行淫乱而被废除，辅政大臣霍光在列举刘贺罪行时提到，“受皇帝信玺、行玺大行前”，意思是刘贺继位后，曾在大行皇帝的棺椁前接受了皇帝玺印，意味着其继承了大统。然而，刘贺未能尊重玉玺的权威，随意玩弄玉玺，最终被认为不配担任皇帝。这一事件首次揭示了秦汉皇帝并非只有一枚玉玺，而是存在多个玺印，秦汉的“六玺制度”便由此开始浮出水面。
二、六玺制度的兴起
在如今的古装剧中，皇帝常常说“加盖玉玺”，给人的印象是皇帝只有一枚玉玺。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秦朝确立的基本制度中，汉朝沿用了“六玺制度”，即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。具体来说，六玺包括：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以及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。这六枚玺合在一起，代表着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“皇帝之玺”和“天子之玺”是皇帝常佩戴的印章，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。而其他四枚玺则保存在符节台，由专门的尚符玺郎中负责管理。这些四枚玺在日常中有着广泛的应用，类似现代社会中的公章，使用频率较高，因此放在公共地点，便于随时使用。尽管如此，由于频繁使用，仿造的风险也相应增大。为了防止造假，汉代法律明确规定，擅自仿制玉玺者将面临极为严厉的处罚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依然有人胆敢冒险私刻玉玺，试图谋取正统的象征。
例如，秦末南海郡守赵佗反秦自立，建立了南越国。在汉朝建立后，南越归属中原，但赵佗及其继承者仍旧保持了与中原皇帝相似的制度，刻制了自己的六玺。这种做法无疑展示了他们想要模仿中原皇帝的野心。到了南越王赵齐婴时，出于对六玺被私藏的担忧，他将六玺藏了起来。在广州的考古发掘中，发现了赵胡的金制“文帝行玺”，无疑是中原皇帝六玺的翻版。
三、六玺的实际应用
那么，这六颗玉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简单来说，皇帝三玺的文书主要针对的是帝国内的郡县臣民，而天子三玺则主要用于周边藩国。根据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中的记载，天子三玺分别有不同用途。天子之玺主要用于加盖与藩国国王的国书；天子行玺则用于给藩国的王侯重臣进行册封；而天子信玺则主要用于征召外国藩兵或邀请藩国名人。
皇帝三玺则是针对国内的应用。皇帝之玺主要用于发给诸侯国国王的王书；皇帝行玺则在册封诸侯王或赏赐臣下的诏书上使用；皇帝信玺则用于征兵、征召名人的命令。
从《隋书·礼仪志》和唐代的《唐律释文》中也可以看到皇帝三宝和天子三宝的相似运用。唐代的皇帝三宝主要应用于国内事务，而天子三宝则用于对藩国的管理。
四、六玺引发的深层问题
为什么皇帝需要这么多玺印呢？这实际上牵扯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——天子和皇帝的区别。表面上看，秦代之后，天子和皇帝似乎是同一人，但实际上这两者有着严格的区分。皇帝是郡县制下的最高官员，其统治范围只限于有中央派遣官员的地区；而天子则是天下之主，统治着天命所照之所有领土，不管这些领土属于汉族还是蛮夷。
“天子”这一称号起源于周代，《诗经》中提到“明明上天，照临下土”，意指天子代表上天管理天下。周代通过五服制度，把各地的统治划分得清清楚楚：从中央的甸服到边疆的荒服、要服等，不论是否有实际联系，只要是土地，都属于天子之地。天子与皇帝的区别就此逐渐显现。
到了秦始皇时代，修筑了长城并设立了郡县制，这使得“天子”与“皇帝”的定义产生了分裂。虽然秦始皇试图扩展领土，但其郡县制的统治方式在与外部蛮夷接触时显得力不从心，因此在与外邦交往时，他以“天子”自称，而在国内，他则称自己为“皇帝”，以此应对国内外的不同需求。
结语
通过秦汉的六玺制度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“皇帝”与“天子”在古代中国的区别。在秦汉时期，这种区分尤为重要，但随着历史的推移，尤其是到了元明清时代，随着郡县制的扩展和外邦的汉化，这一区别渐渐模糊，天子的称谓逐渐仅限于祭祀等场合。而对于秦汉时期的六玺，历史学者也不断进行了探讨，挖掘其中的历史与文化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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